生猪产业链重构下的 金融“混响”

2020-03-09 16:13:14 ymlsofts 7

受到非洲猪瘟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生猪生产在之前出现下滑,补栏积极性受到冲击。为切实稳定生猪生产、确保猪肉市场有效供应,各级政府自2018年下半年起,在物资和资金保障、非瘟防控、责任落实等多方面出台了针对性政策。从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到今年初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新一年“三农”发展方向的三次中央重量级发声,再次专门部署了有关“加快恢复生猪生产”方面的工作。

    一系列政策作用下,2020年春节前生猪生产回归增长趋势。农业农村部公开数据显示,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双双实现止降回升,规模养殖场生产恢复势头强劲,猪饲料产销量也实现持续增长。可以说,生猪基础产能正在逐步恢复。

    生猪生产恢复将呈现怎样的态势?这一过程中的资金问题又如何解决?为解开这些疑问,《金融时报》记者近日电话连线了多家大中型规模的生猪养殖主体及为其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

    两场疫情下的产业整合与重构

    在存栏数探底回升几个月后又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这无疑会对小型和分散型生猪养殖主体带来较大打击。记者了解到,近几周,在大中型规模的生猪养殖企业已逐步恢复生产且复产力度较大的情况下,小型养殖主体复产比例较低,零星的所谓复产也是将生猪转给大型企业,以试图寻求稳定退出。

    养殖所需人工受限、物流服务不充分、多项成本增加,同时遭遇特殊时期的不同规模主体在复产进度上有如此不同,不只是因为前期资本积累方面的差距,企业本身对产业链各环节的覆盖程度也是重要原因。某大型生猪养殖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企业在主营育肥猪之外,同时涉及饲料生产加工(仓储)以及种猪、仔猪的培育销售,因此在小型主体复工复产所需饲料、仔猪受制于物流和高成本影响时,大型企业往往可以依赖自身产业链条维持经营。与此同时,大中型企业普遍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销售渠道,疫情很难阻断其信息渠道,但相对地,经销、物流等中间环节的不到位却可以干扰分散养殖主体与终端市场之间的连接,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养殖主体的复产主动性和收益。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间的延长,分散生猪养殖主体整合汇入大中型企业的现象正在多地同步发生。但这样的产业整合的根源并不是新冠肺炎疫情,上述不同养殖主体之间的差距只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被进一步放大,事实上,在非瘟出现后,养殖主体之间的整合就已然开始。

    非瘟疫情在多地出现后,中小型生猪养殖主体普遍经营受困,部分无法持续经营的主体就带着生产资料整合进入实力较强的企业或合作社。某直供香港地区的生猪生产企业负责人表示,为达到入港标准,企业在生产标准化、规范性以及疫情防控方面有较大投入,因此在非瘟疫情发生前,他们相较于其他主体是没有成本优势的。但在2018年后,得益于之前的成本投入,非瘟感染案例极少,公司在近两年获得了极大的经营优势。

    各级政府也关注到了生猪养殖标准化、规范化在生猪稳产和有效供给方面的作用,开始逐步推动生产环节优化和产业整合趋势。在部署各级财政承担扑杀补助的基础上,中央提出“补栏增养与疫病防控相结合”的要求,多个省份大型生猪养殖企业陆续启动了圈舍和配套设施的固定资产投资。

    在主体整合之外,产业链各环节的重构也在铺开。为进一步完善非瘟疫情防控机制,中央层面自2018下半年起限制了生猪跨省调运,并全面实施分区防控,加强分类指导。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引导生猪屠宰加工向养殖集中区转移,逐步减少活猪长距离调运,推进“运猪”向“运肉”转变。这意味着,在继续覆盖生猪生产上游环节的同时,部分大型生猪生产企业还将在下一阶段涉足生猪屠宰、深加工等环节。有两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部分屠宰场已经在以所掌握机器设备和市场销售渠道向上游寻求合作机会。在政策影响下,生猪产业链中的物流、仓储、加工等环节或许都将迎来重构的机遇。

    资金需求趋向多元、增量

    日前,工商银行云浮分行、农业银行云浮分行、中国银行云浮分行三家银行机构在人民银行云浮市中心支行及其上级行指导下,运用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以信用方式向进入全国重点企业名单的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发放了4.8亿元、10亿元、5亿元疫情防控应急贷款,贷款期限为1年,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低于1.6%,以流动性贷款确保该公司猪肉稳定供应方面作用的发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流动性贷款是银行支持生猪养殖的主要形式。生猪养殖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仔猪、能繁母猪以及饲料的购买都需要大量现金流做支撑。在非瘟疫情发生之前,补栏增养的资金需求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企业会依据市场行情和资本积累情况谨慎地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因此从需求角度讲,流动性贷款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满足生猪养殖企业的资金需求。

    根据不同主体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状况以及所拥有的有效抵押物,银行会调整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直接贷款给生产主体只是其中一种方式。为带动当地农户,不少大型生猪养殖企业会采取“公司+农户/家庭农场”的模式,企业无需投入过多的固定资产,而是通过为生产流程、配套、环境等制定标准来掌握上游市场。在这种模式下,银行可以采取直接贷款给农户或贷款给企业以形成资金闭环两种方式支持生产。随着各省农担公司的设立和运营,也有部分生猪生产企业借助担保增信,以提升贷款申请额度。另外,在市场总体行情较好的情况下,银行也会提供部分项目建设所需的中长期资金支持。

    恢复正常产能与产业链重构同步推进并不简单,这一点在资金需求层面也有所体现。一方面,在非瘟疫情发生后,仔猪、能繁母猪等价格一直处于高位,养殖成本拉高了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另一方面,补栏增养及对更多环节的涉足也将带来更多的中长期贷款需求。此外,冷链仓储、深加工、市场对接等环节重构后的外部投资需求,也需要市场主体和金融机构在未来进行持续探索。

    为进一步满足生猪生产的金融保障,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在重申普惠金融、机构改革等内容的同时,提出推动养殖圈舍、大型农机等合规抵押融资。不过,根据记者采访情况看,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都认为政策落地仍存在一定难度。一国有大行的地方分支机构负责人表示,农地抵押贷款现阶段的创新和实践就相对有限,由于生猪养殖圈舍、大型农机等呈现出较强的行业专有性特征,在二级市场上很难流通、变现,对银行债权很难起到保障作用;在技术上,由于银行及评估机构均没有相关专业人员,当地评估机构也没有相关评估经验及参考案例,对养殖圈舍、农机等的市场价值较难评估、把握。市场主体则是担忧在相关机制完善之前,圈舍、农机抵押会带来较高的融资成本,其实践情况仍待观察。

    多方共进 推动金融保障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无论是何种金融保障方式,金融机构在支持生猪生产中都面临相对其他产业更高的潜在风险。生猪产业中存在各种制约及风险因素,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环保压力大、防疫风险高、价格波动频繁、主体资质参差不齐、产品标准化程度较低等,都使得金融创新和金融体系的作用较难发挥。特别是在经历两场疫情后,生产主体的资金回收周期可能会被拉长,金融所面临的风险也将提升。

    现阶段,我国生猪生产主体中仍存在不少分散经营和生产不规范的问题,且产业化程度不高。这不仅限制了外部资金的支持力度,生猪保险和未来将会推出的生猪期货在这样的产业格局中都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以生猪死亡险为例,受防疫现状、产业发展程度和金融创新的制约,此类产品的赔付金额很难能覆盖生猪养殖成本,因此相应的增信作用也就相对有限。

    市场主体和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方面更倚仗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促进作用。所采访到的金融机构希望当地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支持保障及联合指导的作用。他们表示,当地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机制体系,全力支持和保障当地生猪产业链上的各类企业快速、稳健发展,推动产业链优化,保障当地生猪供应及猪肉价格稳定。具体来说,政府在政策保障方面,可以制定一系列的优惠及帮扶政策,如财政扶持、项目审批、税收减免、利息补贴等;在经济保障方面,成立政府专项担保基金或牵头引入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联合指导方面,政府可联合当地生猪养殖龙头企业,在饲料、仔猪和技术服务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再由龙头企业保价回收,形成标准化养殖模式,带动当地生猪养殖的稳健发展。

    面对生猪生产这一产业,地方政府确实应当作用于产业政策的配套完善和保障落地,不过,产业发展成熟度、标准化以及配套产业发展,更多地还是需要产业中的市场主体共同摸索,在此基础上,金融创新和配套的金融服务才可能进一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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